大师介绍
杰弗里·乌本的投资生涯、投资理念和公开持仓入口，代表机构为ValueAct 控股。
乌本的成长路径是典型的美国精英教育路线，但他早期的职业生涯在一位传奇投资大师的指导下，确立了挖掘“被低估价值”的敏锐嗅觉。 教育背景： 他本科毕业于 杜克大学 (Duke University)，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他后来成为该校董事会主席，对母校感情深厚。 1987年，他从 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 (Kellogg School of Management) 获得工商管理硕士 (MBA) 学位。 职业起点 (Fidelity)： MBA毕业后，他加入了波士顿的 富达投资 (Fidelity Investments)。 在那里，他曾管理著名的富达价值基金 (Fidelity Value Fund)。这一时期，他受到了传奇基金经理彼得·林奇 (Peter Lynch) 的影响，学会了如何在垃圾堆里找金子，这为他日后的“困境反转”策略打下了基础。 布鲁姆资本 (Blum Capital)： 1995年至2000年，他担任 Blum Capital 的执行合伙人。在这里，他开始尝试更积极的投资风格，不仅仅是买卖股票，而是通过大比例持股影响公司决策。
乌本的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鲜明的阶段：ValueAct 的辉煌期、Inclusive Capital 的转型期，以及最近的“归还资本”谢幕期。 创立 ValueAct Capital (2000-2020)： 2000年，他与 George Hamel 共同创立了总部位于旧金山的 ValueAct Capital。 不同凡响的激进派： 不同于华尔街当时流行的通过媒体喊话、发公开信羞辱管理层的激进做法，ValueAct 选择“闭门造车”。他们悄悄买入大量股份，与管理层建立信任，获得董事会席位，然后从内部推动变革。 微软战役 (2013)： 这是乌本的成名之战。ValueAct 在微软股价低迷时投入20亿美元，乌本极力推动微软从“Windows优先”向“云优先”转型，并支持萨提亚·纳德拉 (Satya Nadella) 出任CEO。这一转变释放了万亿级别的价值。 Adobe转型： 他推动Adobe从卖软件授权（License）转向SaaS订阅模式（Subscription），虽然短期导致利润下降，但长期创造了巨大的经常性收入。 创立 Inclusive Capital (2020-2024)： 2020年，乌本离开了他一手创立的 ValueAct，成立了 Inclusive Capital Partners。 目标： 专注于环境和社会（ESG）领域的“影响力投资”。他认为不能只投资“好孩子”（如科技股），更要投资“坏孩子”（如传统能源公司），帮助它们变绿，从而释放价值。 埃克森美孚： 2021年，他成功进入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 (ExxonMobil) 的董事会，推动这家传统能源巨头向低碳转型。 近期动态 (2024)： 2024年3月，据媒体报道，乌本决定向投资者归还资本，逐步关闭 Inclusive Capital。他表示现在的市场环境使得这种长周期的影响力投资变得异常困难，但他将继续保留在各家公司的董事会席位。
杰弗里·乌本是 “建设性激进主义 (Constructive Activism)” 的代名词。他的哲学是：不仅要发现价值，还要创造价值。 我们要席位 (Get a Seat)： 乌本的核心策略是获得董事会席位。他本人曾在近20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任职。他认为只有进入董事会，才能真正理解公司的资本配置是否合理。 长期持有的耐心： ValueAct 的持仓周期通常为 3-10年，远超一般对冲基金。他愿意忍受转型的阵痛期（J曲线的底部）。 修复商业模式： 他寻找那些拥有优质资产但商业模式过时或管理层执行力差的公司。他的药方通常包括：改变定价模式（如Adobe）、剥离非核心资产（如eBay/PayPal拆分）、优化资本结构。 ESG是价值驱动力： 在后期，他极力主张解决环境问题不是做慈善，而是为了生存和利润。他认为被ESG评级机构抛弃的传统企业，如果能有效转型，将产生最大的超额回报（Alpha）。 行业评价： “杰弗里·乌本是CEO们最想见到的‘野蛮人’。当他敲门时，他带来的通常是解决方案，而不是诉讼书。”
乌本的生活相对低调，但他对教育和环保事业极其热衷。 家庭： 他与妻子劳里·乌本 (Laurie Ubben) 育有三个孩子。劳里是一位电影制片人，也是著名的环保主义者。 慈善与环保： 夫妇二人共同创立了 Birdrider Foundation（前身为Ubben Foundation），专注于环境可持续性、教育和艺术。 他是 杜克大学 的前董事会主席，并曾向母校捐赠数千万美元用于设立奖学金和研究所。 他还是 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的董事会成员，积极参与动物保护和气候变化议题。
乌本没有出版过个人传记，但他是《金融时报》(FT) 和《华尔街日报》(WSJ) 观点版面的常客，其关于公司治理和ESG的思考极具深度。 代表性观点： 关于被动投资的批评： 他多次警告，指数基金（被动投资）的兴起导致了公司治理的真空，因为被动投资者通常不关心公司的具体经营，这给了管理层偷懒的机会。 关于ESG： 他曾在《金融时报》撰文指出，简单的“撤资”（Divestment，即卖掉石油股）并不能解决气候问题，只会把这些资产推向不透明的私有市场；真正的ESG应该是“参与并改变”（Engagement）。 经典语录： “作为积极投资者，我们的工作是在董事会会议室里，而不是在电视上。” “我们买入那些因为‘误解’而变得便宜的公司。” “如果你想要真正的社会影响，你必须去那些问题最严重的地方。”